這些“00后”的同志們

作者: 黨人碑 日期: 2020-07-05 來源: 共青團中央 點擊:

  買了兩毛錢的門票,一位叫周善的年輕人,走進了上海北郊的虹口公園。在煤屑路踱著,過了木橋,在草地上走走,在石頭上面歇歇,又在溪邊蹲蹲,似乎在閑逛,又仿佛在等人。

  這是192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周善“偶遇”朋友李世珍,兩人邊走邊聊,若無其事。

  時年二十二歲的“周善”,本名叫徐文元,時任團中央組織部秘書,而“李世珍”,其實今天被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向應,可當年他不過二十七歲,時任團中央執行局書記。

  關向應緊急約見周善,是為了交代給他一個艱巨的任務,協助此前派往杭州的謝仲懷同志,以重建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為抓手,重建浙江團省委,并把剛剛召開的六大精神,抓緊傳達下去。

  浙江是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白色恐怖的天羅地網更非他處可比,畢竟蔣介石本人和他手下的特務機關頭子,基本都是浙江人。所以我黨和相關的省委機關屢遭破壞,主要負責人幾乎是一輪輪的被捕,以致一度取消,由中央直接指揮。

  有些工作雖然危險,但總要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我們永遠無法看到希望,遑論勝利了!

  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既是黨建立共青團的目的,也是黨賦予共青團的光榮使命。

  浙江的黨團組織,曾為此聯合出臺過一個專門的《第十五號通告》,明確指出:

  “C·Y工作是整個黨的工作一部份,C·Y(共青團的英文簡寫)服從C·P(黨的縮寫)的政治指導,盡量供給黨的工作人(提供優秀干部),幫助黨發展組織。”

  作為老團干,也是黨員的我,對于黨團關系史有特殊的關注。在浩如煙海的黨團史料中,我經常看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下斗爭中,革命同志內部多互稱“同學”,黨員稱“大學同學”,團員稱“中學同學”,其中的進階關系非常明顯。所以“群團干部隊伍是黨的干部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同志對團干部的期許的那樣:

  “團干部要敢于到經濟社會發展最需要的地方,到條件艱苦、情況復雜的地方,砥礪品質,提高本領。”

  今天如此,當年更是如此,團杭州中心市委書記謝仲懷和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周善,同為黨和團的優秀干部,哪怕是龍潭虎穴、刀山火海,他們也敢于挑戰,敢于戰勝。

  (謝仲懷烈士)

  當年的中國積貧羸弱,有人說那是個令人窒息和絕望的時代。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云集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青年,他們在黑暗中為了尋找光明而舍身忘死。窒息和絕望背后的奮斗與勇氣,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逆勢改運的原因,也是我們每一代中國青年,舍我其誰的責任與擔當。

  1929年7月30日,那是個星期二的上午。

  浙江大學工學院的門房里,浙江省會公安局偵緝科的特務張網以待,手槍的機頭,都是打開狀態,他們在等待一封信的主人。

  幾天前,杭州市郵件檢查所的特務,在每日對郵政局來往信件、包裹進行例行檢查時,查獲了團中央給團杭州中心市委的文件,順藤摸瓜,發現了浙大工學院是后者的通訊處。

  只要在此蹲守,一定會有所收獲。果然一網下去,謝仲懷和周善都被捕了。周善為了保護謝仲懷,把責任扛下了,表示并不認識這個路人,聲稱自己是來替朋友取信的,朋友叫姚佐耕,下午五六點將在西湖博覽會門口等著。

  出門那刻,周善就已經做足了心理建設和應急預案,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給同志。

  國民黨特務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并沒有放走“路人甲”謝仲懷,卻對周善動了大刑,因為后者故意編織這個漏洞百出的供詞背后,很可能試圖在極力隱瞞什么,所以必須撬開他的嘴。

  (周善烈士,當時化名“徐建三”)

  光老虎凳,當晚就讓這個臨時改名為“徐建三”的年輕人,坐了四次!

  第二天,徐建三被單獨押往柴木巷(已拆遷)的浙江省會公安局拘留所。兩個星期后,再轉錢塘路(今武林路)的浙江陸軍監獄。在這里,徐建三見到了前任浙江團省委代理書記裘古懷。

  (裘古懷烈士)

  這三位團干中,唯獨裘古懷是浙江人,而且是蔣介石的奉化老鄉,還是他的黃埔學生。在黃埔軍校加入我黨之前,裘古懷十九歲加入國民黨,根據蔣介石的用人標準,裘懷古如果跟了后者,前途無可限量,然而卻義無反顧跟定了共產黨。即便是獄中,裘古懷仍然堅持在斗爭前列,并與徐建三一起,在浙江陸軍監獄里建立了我黨的獄中特別支部。

  (裘古懷烈士的畢業證書)

  巧合的是這個中共獄中特別支部(簡稱“特支”)的三位主要領導人,都是團干部出身,今天看來都年輕得嚇人!

  (國民黨當局浙江陸軍監獄)

  1930年初春成立的時候,特支的宣傳委員裘古懷是“老大哥”,還不到二十五歲,書記徐建三也不到二十三歲,組織委員鄒子侃還不到二十歲,不過他的“獄齡”最長,這位浙江臨安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爺”,被捕時才十七歲,是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的團支部書記。這所學校當時在杭州筧橋,是今天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前身。

  1930年夏天,謝仲懷也來到了浙江陸軍監獄。此前他在浙江省反省院,敵人并沒有因為他的零口供和路人甲身份,就放過他。“寧可錯殺千人,絕不放走一個”,你懂的!

  謝仲懷,被捕后化名“李臨光”,與徐建三不約而同,各自組織了我黨的獄中特別支部,領導獄中斗爭,前者因此被“特別關照”,轉到浙江陸軍監獄,而與“周善”巧遇。

  雖然是同志和戰友,但甲監的徐建三,與丙監的李臨光,卻嚴格遵守黨的地下斗爭紀律,沒有講話,只是托人帶便條交流,互相囑咐,斗爭到底,絕不叛黨。

  這里我想多說說謝仲懷烈士,被捕時他和徐建三同為二十二歲,不過后者是江蘇吳縣(今屬蘇州)人,而前者是福建廈門鼓浪嶼人,他家的別墅,現在應該還在島上,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看看,買上一束獻花,放在門前,寄托作為同志和老團干的敬意。

  謝家在上海,在東南亞都有生意,謝仲懷是父親的獨子,又是老來得子,寵得不得了。可偏偏是這位富家少爺,十六歲在上海上光華大學的時候,遭遇五卅運動,他捫心自問:

  “你愿去仰洋人鼻息,住高樓大廈、坐汽車嗎?不,決不!我愿做勞動人民的孺子,決不當金錢的奴隸。”

  從此就上了革命道路,跟定了中國共產黨,直到犧牲,也沒有回頭。

  作為職業革命者,這條路充滿荊棘,更充滿貧困,隨時面對生死,死后也難免沒有葬身之地。

  一位叫“砍石”的同志,是謝仲懷的好友,為革命犧牲后,家里甚至連收殮遺體的錢,都得靠賣光行李來湊。但謝仲懷知道后,仍然義無反顧,為革命奔走,他曾告訴自己的母親:

  “不是孩兒不孝,實在是國家喪亂如此,再不挽救,就真的要亡國滅種,任洋人百般蹂躪,而萬劫不復了。天下年老的勞苦大眾,都是我的父母,革命成功了,我的父母才能有好日子過,革命不成功,什么也談不到。”

  在杭州被捕時,謝仲懷的父親已經去世,生意托付給最忠心的徒弟,希望后者能照顧自己的獨子。徒弟聽說謝少爺被捕的消息,迅速湊錢,先找到師母,兩人一起勸說謝仲懷跟他們走,去南洋當富商。

  母親拉著兒子的手,泣不成聲:

  “走吧,出來吧,到南洋去,那邊已經安排好了,過平平安安的日子吧?”

  但謝仲懷還是拒絕了,同樣拒絕走出去的,還有鄒子侃。這樣的英雄,在那時那人那黨中,并不鮮見,解放前夕,白公館里的王樸烈士,也是如此。即便在當下,在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中,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的共產黨員,也不在少數。

  1930年8月27日,面對敵人的屠殺,謝仲懷和裘古懷笑對屠刀。

  臨刑前,謝仲懷沒有留下豪言壯語,只是把自己的布衫、汗衫脫下來,對難友說:

  “下一個要輪到我了,我把這兩件衣服留下來,我不糟蹋它們了。”

  然后,提著鞋子,赤著膊,只穿一條白色的短褲,在門前等候。看守剛打開門,還沒喊名字,他就迎上去說:

  “別廢話,就是我!”

  敵人目瞪口呆,你就是李臨光?

  化名“李臨光”的謝仲懷答應一聲,大步向前,走了幾步,突然又扭頭走回監舍前,取下來鼻梁上的眼鏡,吹干凈浮塵,小心翼翼放在地下,交代同志們,說:

  “這副眼鏡留下來,保存著,以后有患近視眼的同志進來,眼鏡碎了的話,用我這副。”

  軍事干部出身的裘古懷,聽到監獄里傳來槍聲,別人都以為“是劈毛竹的聲音”,他馬上就說這是槍聲,敵人開始大屠殺了。然后馬上伏在地上,開始寫信,獄友后來回憶說,那是倒計時般拼命的狀態。

  裘古懷代表監獄特支,寫給“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全體同志們”:

  “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幾句話,這就是希望黨要百倍地擴大工農紅軍。血的經驗證明,沒有強大的武裝,妄想革命成功,實在是不可能的,同志們,壯大我們的革命武裝力量爭取勝利吧!

  勝利的時候,請不要忘記我們!”

  這一天,在浙江陸軍監獄,我們一共犧牲了十九位烈士。由于種種原因,我沒有搜集到所有相關史料,整理齊他們的英名。

  對不起了,同志們!

  我只知道——

  “八·二七”烈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歲,都是大好年華的青年,

  更知道這群年輕人,都有個共同的名字:

  共產黨員!

  (當時關押在浙江陸軍監獄的共產黨員們)

  兩年后的1932年2月,還不到二十二歲的鄒子侃烈士,也犧牲在浙江陸軍監獄。在徐建三轉獄、裘古懷犧牲后,是他勇挑重擔,接任中共獄中特別支部書記。

  專門關押我黨“重犯”,錢塘門外小車橋的浙江陸軍監獄,如今已不見蹤跡,小車橋頭秀美的風光讓人難覓當年此地的陰冷血腥。

  與此地咫尺相望,就是南宋大理寺的詔獄所在地,風波亭就在那里。

  當年岳武穆為了抗金,被趙構、秦檜和萬俟卨一伙害死在這里,后來至少一百五十四位革命烈士,又犧牲在風波亭附近的浙江陸軍監獄。

  其中包括四位省委書記,十四位省委常委,三十二位縣委書記。

  他們犧牲的刑場,就在望湖賓館現在車庫的位置,而噴泉那里,則是浙江陸軍監獄審判庭的位置。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和獄中特支書記鄒子侃兩位烈士,都曾在這里怒斥敵人,而后抓起硯臺,砸向法官,以求速死。

  身遭七彈的張秋人烈士,也是個年輕人,犧牲時不過三十歲,毛澤東同志曾經評價他:

  “張秋人是個好同志、好黨員,很有能力,很會宣傳,很有群眾基礎,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

  鶯歌燕舞處,別忘了這里,曾有層層英雄血!

  至于周善,也就是徐建三,因為浙江陸軍監獄里人滿為患,僥幸躲過了“八·二七慘案”,先后被轉往南京軍法司監獄和上海的漕河涇監獄,雖然被判了無期,卻在抗戰爆發后,被黨營救出來,再次更名為“徐邁進”,投身抗日洪流,最終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

  而關向應,此后轉做軍事工作,1931年春被捕,堅貞不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后,年底出獄后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湘鄂西蘇區,糾正了夏曦的錯誤路線,同賀龍同志成為“一生最真摯的戰侶”,歷經長征和抗戰,積勞成疾,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終年四十四歲。

  賀龍評價關向應: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純正的無產階級,參加團參加黨,直到成為團、黨最完備的一個領導人;你在牢獄中,戰場上,艱苦備嘗,頑強對敵,從沒有計較過個人;你掌握著毛主席的思想與作風,高度的原則,誠摯的精神,嚴己寬人。”

  毛澤東同志更稱贊關向應:

  “忠心耿耿,為黨為國。”

  謝仲懷、裘古懷、鄒子侃、關向應,還有徐邁進,他們都是上個世紀的“00后”,是追尋“90后”建黨那代五四青年革命足跡,奮勇跟進的五卅青年,在他們身后還有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跟定中國共產黨,跟定父兄,跟定目標,前仆后繼,死而后已。

  百年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和青年的命運息息相關,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數都是在青年時代,就滿懷信仰和豪情加入了黨組織。一代又一代青年不負國之希冀,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不負國之夢想,凝聚起眾志成城、氣吞山河的磅礴偉力,揮寫出波瀾壯闊、氣吞山河的時代華章,中華民族才有沖出低谷,迎來偉大復興曙光的這一天。

  最后我還想再次提到裘古懷烈士,他犧牲的最后時刻,“拼命”寫遺書,第一封是要給黨和同志們有個交代,此后尚有片刻,才念及家人。

  裘古懷有個小小的遺愿,寫在給愛人桂芬的遺書上:

  “如果你還紀念我的話,希望你以后生下的第一個孩子,就叫他‘念懷’。”

  雖然這世上,后來沒有叫裘念懷的孩子,但我想我和我的朋友們、同志們,也就是每一位看到這帖的讀者,我們大家——

  應該懷念裘古懷和他的同志們。

  畢竟今天的幸福,是他們的犧牲換來的。

  而紀念這些青年烈士的最好方式,就是堅定信念,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無數先烈,他和她,一個曾經魂牽夢繞的中國夢!

  這片大地上始終有星火,期待你心中的歌被所有人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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