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毛澤東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批判

作者: 迎春 日期: 2020-07-10 來源: 紅歌會網 點擊: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成果是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怎樣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是前人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毛澤東和劉少奇圍繞著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認識。

  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概念,說共產黨員“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而且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就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要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他“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認為“應當使新民主主義的五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并指出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工業化。”還說:“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但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等等。(轉引自《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第58、59、60頁)毛澤東則明確指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81、82頁)可見,劉少奇對于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經濟發展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而毛澤東則明確反對這種理論。

  其實,毛澤東對于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經濟發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已經有了原則性的指示。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這就明確指出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說:“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等等。(同上書 第1432、1428、1427頁)

  可見,毛澤東已經講明新中國建立以后,總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汪洋大海”的小農經濟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勢力根深蒂固,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理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力在理論上的系統表現。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理論進行了嚴厲地、不斷地批判,而且在實際生活中發動了消滅私有制經濟的斗爭。總之,黨內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最終導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全面批判了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

  一,理論斗爭

  毛澤東對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進行了不斷地批判。他不僅在經濟發展的觀點上與劉少奇的觀點對立,而且在理論的形成方法上也存在著根本區別。

  1,理論觀點

  毛澤東明確指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確立新民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81-82頁)

  毛澤東除了直接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外,還從不同角度反復進行了批評。

  劉少奇說這個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則指出生產力的發展,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下發展。他說:“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117頁)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理論,指出新中國建立以后,生產力不是在社會主義關系下發展,就必然在資本主義關系下發展,沒有抽象的生產力發展,從而批判了所謂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觀點。

  他還說:“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同上書 第119頁)還指出個體經濟束縛生產力發展。他總是聯系生產關系講發展生產力。他說:“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庫,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這個綱,各項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一切都有了統屬了。”(同上書 第120頁)可見,毛澤東從不抽象地講“發展生產力”,而是結合實際的生產關系講發展生產力,結合兩條道路的斗爭講發展生產力,講發展生產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批判了劉少奇孤立地講“發展生產力”的錯誤觀點;也批判了“新民主主義的五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的錯誤;批判了不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

  劉少奇盡管表面上接受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論,以后沒有再公開講“新民主主義制度”、“秩序”,但是,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以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劉少奇實際上仍然不承認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直到1964年底,在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時,劉少奇還再三強調“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就是不承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因此,毛澤東在1965年的1月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這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黨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傳》1949-1976 下 第1378頁)毛澤東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否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錯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始終不承認我國社會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實際上堅持他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么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第1134頁》)盡管薄一波贊成劉少奇的理論,不分是非,但是,他的這一段回顧,確實說明了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理論存在著根本分歧。

  2,方法

  毛澤東和劉少奇不僅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社會發展存在理論觀點上的根本分歧,在理論形成的方法上也存在著根本區別。

  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制度必須“鞏固”,經過“很久以后”,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再“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典型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毛澤東則是不斷總結實際生活,從國際、國內斗爭的實際中探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運用的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

  新中國建立以后,首先就面臨實現工業化的問題。

  建國后不久,老區農村就出現了兩極分化和農業對城市農產品供應不足的問題。

  1951年“7月3日,少奇同志批印由山西省委報告,批語全文如下: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毛澤東則反對這種觀點。“隨后,毛主席找劉少奇同志、劉瀾濤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轉引自《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88-189、191頁)以后的歷史事實證明,他們并沒有真正接受毛澤東的觀點。

  1953年,毛澤東在總結建國以后經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于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81頁)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際上是進一步批判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錯誤理論。

  以后,毛澤東又批評了薄一波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他指出:“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按照黨的總路線,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同上書 第90-91頁)

  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同上書 第117、119頁)

  1955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批評了“小腳女人”,指出:“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同上書 第168頁)正是在毛澤東的積極領導下,幾億農民在短短的時間里就“組織起來”,實現了合作化;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個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農業合作化也進入了人民公社的階段。期間雖然發生了“共產風”、“浮夸風”等“左”的錯誤傾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糾正了“左”的錯誤,把人民公社制度落實在“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的基礎之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重新進入康莊大道。

  毛澤東在總結了這一階段的歷史經驗以后說:“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

  毛澤東的這個論斷,不僅批判了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錯誤理論,也糾正了斯大林的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蘇聯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的錯誤論斷,重新回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上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勝利。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年譜》6 第640頁)就是批評斯大林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重新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馬克思根據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理論,結合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實際,早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21頁)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

  馬克思、列寧給后人指出了過渡時期存在的必然性,至于具體怎么過渡,則是后人回答的問題。毛澤東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創建了繼續革命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

  八屆十中全會以后,聯系國際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斗爭的經驗,結合我國黨內斗爭的實際,毛澤東逐漸形成了繼續革命理論。

  在政治領域,他提出“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階段革命的理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他再次強調:“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并且分析了走資派的社會、經濟根源:“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等等。(《毛澤東年譜》6 第641、640頁)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吸收工農兵中的優秀分子進入政權機關;建立了“五.七干校”,讓一部分原來的干部重新參加勞動,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體制等等。

  毛澤東不僅在政治領域開展革命,還提出在文化領域也要進行革命,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由來。總的綱領是“斗私批修”。涉及教育、藝術、理論等各個部門,并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任務。

  他還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揭示了過渡時期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是存在著的商品、貨幣經濟關系,指出:“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

  毛澤東在實際斗爭中不斷總結經驗,并且上升到理論高度,從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牌。

  可見,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方法,是不斷總結國際、國內過渡時期的歷史經驗,逐漸形成繼續革命的理論。這種方法,比劉少奇預先設想一個“新民主主義制度”主觀主義方法,更科學、更符合實際。

  二,實踐檢驗的結果

  實踐是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證明,毛澤東時期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這里我們不引用其他資料,只用否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來證明。

  《決議》指出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一九八0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 第301-302頁)”

  正是按照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路線,發展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幾千年來大自然的奴隸、小私有者身份的農民,改變為公有生產資料主人的集體所有者,才打破了大自然的寧靜,組織起億萬集體農民,持續進行了二十幾年的改土治水運動,使積累了幾千年的三億畝灌溉面積,發展的到六億七千萬畝;使長期危害農業的黃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洪水災害得到控制;才能使運用手工工具的落后農業,開始進入了機械化、電氣化的嶄新軌道,“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如果按照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路線,能夠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嗎?當然不可能!

  《決議》指出:“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倍多----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發電量增長四十倍----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發展。”(第301頁)

  只有按照毛主席的繼續革命路線,發展公有制經濟,億萬工人、農民,以主人公的精神、忘我地勞動,才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短短的二十幾年就躋身世界工業大國之列。如果按照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路線,能夠取得這樣偉大成就嗎?答案是否定的!

  《決議》還說:“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第301頁)如果按照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路線,能夠成為這樣的社會嗎?當然不可能!

  《決議》還列舉了多方面的成就,如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等等,這些都是在毛澤東繼續革命路線指引下才取得的。

  《決議》所說的:“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恰恰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發射人造衛星等高新技術大放光彩的十年。

  至于國防、外交等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就不論述了。

  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論方面成就,至今褒貶不一,這里也不探討。

  總之,僅就《決議》所述的成就可以證明,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路線指引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而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理論,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論,既不符合實際,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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