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嚴重誤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

作者: 秦明 日期: 2020-07-07 來源: 子夜吶喊 點擊:

  推遲一個月的高考終于來了。

  這段時間,高考“頂替”的事件再次成為輿論爭議的焦點。當某些人出于擔心“公職抹黑”的考慮,將輿論炮火引向“茍晶說假話”的時候,真正該被關注的“頂替”問題本身被遮蔽了。

  在關注“高考公平”的時候,公共輿論反而忽略了一個更加本質的問題——階層固化的今天,高考能夠帶來的階層流動已經很有限,從統計學意義來講,這種流動更多局限在底層之間;而“高考改變命運”的命題,反而為階層固化的現狀提供了合法性背書。

  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高考”的歷史。1905年,科舉制壽終正寢,高考制度逐漸登上歷史舞臺;解放以前,主要實行的是各個高校自主招生考試,權力和資本尋租的空間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國開始繼續延續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更加體現公平性的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決定招生工作推遲;1970年,高校開始以“工農兵推薦入學”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國家決定恢復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這近12年的歷史時間段,被后來的精英人士稱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飽受爭議和批評。通常的說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導致教育荒廢、人才斷檔,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這個論述其實存在一個極大的誤解或者說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參加高考的考生8門成績只考了178分,該生平時成績還可以,于是堅持認為試卷評分出了問題;問題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盡管復查的結果顯示,這位考生的考試成績確實很糟糕,但另一個問題卻暴露出來,引發了當時社會的大討論:高考的成績并不能體現考生平時的成績,更與個人能力沒多少關涉,特別是中小學生的考學負擔過重。

  此后,還出現了考生高考成績不理想,想要跳樓自殺的問題;四川一位家長更是在考前對學生說,“考取大學,你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你就拿著棍子和破鍋討飯去!”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但是,在所謂的“現代考試制度”之下,考生的負擔根本沒辦法減下去,城市學校比農村學校負擔重,高年級比低年級負擔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究其原因,雖然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前30年時間,一直致力于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腦差別)。但新中國畢竟建立于一窮二白基礎上的,為了快速發展起來,必須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然后再工業反哺農業。即便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城鄉差別依然顯著存在,雖然不像今天這么大;新中國農業人口占據了90%以上,很多農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過高考進入城市,改變個人命運;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過高考進一步實現階層躍升。

  毛澤東時代并不是后來所指責的“平均主義”,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懷”的是“八級工資制”。他認為,共產黨人僅僅是因為要遷就現實,才不得不做這樣的讓步,但讓步的結果,卻讓出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制”來,“就不對了”(毛主席1974年語)。

  新社會脫胎于舊社會,承接的是舊的法權,共產黨人一開始也只能遷就現實,但未來的目標必然只能是縮小差別,而不是拉大差別。我們所熟知的毛主席關于“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針對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指出的。教育資源事實上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因為客觀存在的等級差別和城鄉生活水平差距,知識分子不愿意到農村去,不愿意與工農結合,農村出來的學子也不愿回到農村,其結果就會造成農村教育資源與城市的不斷拉大。這與社會主義公平的目標是嚴重背離的,舊的法權更是不斷侵蝕著我們的黨和新生人民政權。建國初,周總理就發現了“干部子弟學校”的問題,并向毛主席作出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指出,“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舊的考試制度、教育制度違背了社會公平,并威脅著政權性質,這在毛主席、周總理那一輩一心為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識的。

  對于現存的考試制度能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質疑的:“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見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1966年4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很多人對考試制度提出了質疑,毛主席講道:“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范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這些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轉了高等教育部黨委《關于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文件,隨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給毛主席公開寫了一封信,指出現存的升學制度的問題: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鉆書堆,不問政治……、“成名”、“成家”、“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在匯集了種種意見之后,教育部宣布:從1966年起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對于現存升學制度的問題,當時黨內大多數人只要是從社會主義角度出發、站在人民立場,經過深思熟慮后都是有著共識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獨斷”的結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積極而大膽的改革與嘗試,它并不是要簡單地給舊的考試制度畫上休止符,而是要接著探索新的教育升學模式。

  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們接下來談。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運動形勢的發展,教育部推遲招生工作的決定維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隨著大規模運動的退潮,恢復招生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運動之后)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臺,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于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毛主席為這篇報道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這段話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讀、業余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準和學校復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同時,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

  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并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公平越來越近,不比治標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強一千倍、一萬倍?

  這種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飽受詬病。那么,情況是不是真的那樣糟糕呢?

  電影《決裂》反映了當時兩條教育路線的斗爭,“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內容并不是工農群眾生產斗爭實踐所亟需的。電影的內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識精英嘲笑的。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后,專業院校逐步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行其道,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

  不可否認,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強調的是偏技術、而非偏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實用性和可應用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的雜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參觀觀感的報道,報道明確指出:“最近美國到中國的參觀者發現中國集中于應用物理而不是基礎研究,同時嘗試使高等教育系統更加民主。”

  報道對于當時中國在物理學方面的進步給出了高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應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是最近7個美國物理學家參觀中國并且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觀察以后得出的結論。他們看到了集成電路生產,受控核聚變實驗,超導重力儀,望遠鏡--各種各樣的科學儀器——全部產自中國。”

  美國科學家發現:“學生不是在大學接受訓練。當學生被錄取,他們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學習。到目前這些學生是在他們的第三年(已經開始科研和生產實踐)。學生不再從高中錄取,而是必須在公社、工廠或者軍隊里工作至少兩至三年。他們是從同齡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識和健康的身體挑選出來的,但最終決定權在大學。”“學生們非常關心他們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和中國整體的進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學習當作是他們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中國正在使科學訓練,比之通常情況,比如美國,更加專業化……中國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快速的訓練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

  另外,參觀的美國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全社會范圍的試圖使高等教育系統更加民主化的嘗試。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經沒有考試了,而是代之以類似考試的課后作業”,“學生們現在有機會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學體系那樣。”

  所以,那些對于毛澤東時代耽誤了教育、耽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沒有強大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培養通道,毛澤東時代又怎么讓新中國從解放初落后的農業國,躋身到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

  重視應用型技術的教育與研究,根本原因是我們比發達資本主義晚發展兩三百年,服務于現代化的技術短板亟需補缺。而是基于當時的財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圍地支持基礎領域的研究。當然,基礎研究并不是不重視。例如,對于當時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世界還處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這為今天中國的激光技術發展完全不遜色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個例子則是數學家陳景潤,事實上,當時國家非常重視陳景潤的研究,就連毛主席的夫人都曾親自關心過問過陳景潤的生活待遇問題。

  在毛主席的戰略視野里,務實性與長遠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預計的是,在四個現代化初步實現,物質條件、人才條件已經積累起來以后,基礎領域的教學、科研必將迎來大發展、大繁榮,錢學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發出“為什么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的天問了。

  相信只要大家還能夠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都能夠對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給出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進而,也應該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所謂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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