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戰爭!一個國家真正的基本盤!

作者: 奧特快 日期: 2020-07-15 來源: 遠川研究所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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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能裝90架艦載機的核動力航母和印刷成本只有5~20美分/張的綠色鈔票,美國控制全球的方式還有一種:糧食。

  上溯到二戰剛結束那會兒,糧食短缺是全球普遍現象。當時法國每人每天只能領取兩塊面包,英國直到1949年還在實行面包、馬鈴薯和糖果的配給,而整個歐洲更是有數百萬人飽受饑餓折磨。此時,附帶政治條件的糧食援助,便成為美國的重要地緣政治手段。

  在歐洲,美國把糧食以賒賬的方式提供給法國和意大利,以免其倒向蘇聯。在南亞,巴基斯坦一遭旱災美國立刻給予糧食援助,聽起來充滿人道主義的光輝,但主要目的是鉗制蘇聯南下。而隔壁的印度就沒那么幸運,因為它在當時反蘇戰略里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1954-1956年,糧食援助占了美國對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過要想吃美國人的飯,就不能砸美國人的鍋。在蘇聯解體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幾乎一顆米都沒撈著,而通過以糧食援助這種手段,美國既穩定了其在東西半球的基本盤,也收獲了一批抱大腿的小弟們。

  當然,隨著戰后經濟復蘇,自己能吃飽飯的國家越來越多,美國的糧食武器也緊貼潮流,持續迭代更新。從冷戰開始至今,糧食武器一共迭代了三次。

  01

  糧食武器1.0:塑料友誼+聯合禁運

  所有武器的1.0版本,通常都是簡單粗暴,糧食武器也不例外。

  1973年,OPEC為了打擊以色列,宣布了一系列石油禁運措施,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油價一年內翻了近4倍,這導致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美國在危機爆發后,給汽車加油都得憑票。為了避免被阿拉伯人“卡脖子”,美國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最大的產油國——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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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危機期間美國定量配給的加油票

  當時,石油已經成為蘇聯撬動歐洲地緣政治的一把利器,但老大哥卻有一個致命弱點:缺糧。

  1972年,1個美國農民可以養活50個人,但1個蘇聯農民只能養活7個人,排隊買面包是蘇聯人民生活的常態。為解決糧食問題,蘇聯政府用核彈修過水庫,也發動過群眾墾荒,還嘗試了給集體農莊放權,但都收效甚微。長期以來,蘇聯人的吃飯問題一直依賴于進口。

  70年代初美蘇關系緩和,兩國糧食貿易重啟。于是美國找到蘇聯:反正大家都被卡脖子,不如你低價賣我石油,我低價賣你糧食。

  這筆交易看似對美蘇是雙贏,但其實陰了蘇聯一刀。當時蘇聯正和阿拉伯兄弟如膠似漆,突然跟美國人做生意,無異于公然跳反背叛盟友,在中東多年的經營也將功虧一簣。

  但率先翻車的反而是美國人:美國的石油只能從蘇聯買,蘇聯的糧食卻可以從別的地方買。由于全球谷物價格上漲,不光亞非拉兄弟“支援”蘇聯,連美國的鐵桿盟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紛紛把糧食往蘇聯賣,資本主義陣營的塑料友誼瞬間坍塌。石油短缺的問題沒解決,美國國內的農場主還因為出口下挫怨聲載道。

  騎虎難下的美國只好放棄了“糧食換石油”的思路。第一輪的交鋒,美國人鎩羽而歸。

  蘇聯1979年侵略阿富汗之后,全球紛紛譴責蘇聯,連莫斯科奧運會都被60多個國家抵制。蘇聯自己屋漏偏逢連夜雨,國內大旱導致糧食減產1/5。于是,蘇聯政府計劃向美國進口2500萬噸糧食應急,這讓美國人喜不自勝,打算再次舉起糧食大棒教訓教訓蘇聯。

  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吸取了失敗教訓,先跟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盟友統一了思想,搞了一個聲勢浩大的“聯合禁運”。結果一通操作下來,蘇聯接下來兩年里的實際進口糧食仍然高達3120萬噸,只比計劃少了10%。美國農業部的報告也直接打臉:禁運僅僅讓蘇聯飼料供給下降2%,而對肉類消費更是幾乎沒有影響。

  背后的原因在于,所謂聯合禁運,本質上面臨一種囚徒困境:糧食市場長期供大于求,為了市占率,出口國間存在激烈競爭。只要有任何一方打破協議偷偷賣糧,不僅可以賣個高價錢,還能增加市占率,所以參加聯合禁運的國家,都有打破協議的動機。

  事實也的確如此,真正落實禁運的只有美國,歐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是嘴上答應,實際上運往蘇聯的糧食從來沒斷過,而農業大國阿根廷干脆壓根不理會美國的呼吁,在禁運中更是賺得盆滿缽滿。

  更加過分的是,作為長期小麥凈進口國的西班牙,為了薅一把社會主義的羊毛,硬是勒緊褲腰帶憋出了80萬噸糧食賣給蘇聯,讓蘇聯老大哥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充分感受到了國際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一番聯合禁運搞下來,先崩盤的反而是美國國內:由于預期到大旱可能導致蘇聯糧食需求飆升,美國農民人人都想趁機薅一把羊毛,早就開始貸款種地,逆勢增產。但這部分需求因禁運驟減,使美國谷物一下生產過剩,價格大跌。貸款壓力讓許多農民瀕臨破產,美國農業利益集團對政府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卡特總統黯然下臺。

  1981年,里根接過白宮的位置,成為新任總統。作為一名反共急先鋒,里根在演員生涯時期就曾監視好萊塢里的“破壞分子”,還和老婆一起組織過針對共產主義的反滲透。結果里根上臺后沒多久,就因為想爭取農業州的選票,馬上廢除了對蘇聯的糧食禁運。

  美國對蘇糧食禁運的兩次失敗,預示著第一代糧食武器日漸式微。這一代糧食武器有兩大特點,第一是“不聽話就沒飯吃”,第二是“國對國”。伴隨70-80年代跨國供應鏈興起,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倉儲與分銷開始從同一國分散到若干國家,糧食戰爭的攻守雙方也從國對國擴展到企業對國家。

  02

  糧食武器2.0:知識產權+產業補貼

  1996年,飽受債務危機困擾的阿根廷想到一個還債的新點子:賣大豆,轉基因的那種。

  當時,畜牧業的發展帶動了全球范圍內大豆需求的激增,大豆產業“種到就是賺到”。為了增產,阿根廷開始求助于美國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后者的拳頭產品就是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落葉劑”——一種通過讓樹葉凋零來使游擊隊無處遁形的劇毒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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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越南噴灑“落葉劑”的美軍飛機,1973年

  越戰結束后,孟山都先是靠“農達”除草劑(草甘膦Glyphosate)大賺一筆,隨后又研究起了生物科技,尤其是轉基因技術。他們開發出的轉基因作物不受自己研發的“農達”除草劑影響,“農達”除草劑與“抗農達”轉基因作物配合,可以大幅提高農產品產量。

  1996年,得到阿根廷政府授權后,孟山都通過阿根廷本土種子企業Nidera作為帶路黨進入阿根廷,它并不直接賣種子給農民,而是通過這些本土代理商間接賣給農民,自己從中賺取特許費。孟山都本來還打算再收一筆專利費,但因為阿根廷法律限制,遲遲沒能成功。

  由于不需要繳納專利費,阿根廷大豆的生產成本幾乎是美國同行的1/3,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阿根廷農民紛紛改種轉基因大豆,并偷偷在黑市出售轉基因種子。

  對于阿根廷農民的違法行為,孟山都看在眼里但沒放在心上,甚至有意放任黑市買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因大豆很快就占了阿根廷所種大豆總量的75%,阿根廷自己也迅速躋身全球三大大豆種植國之一[2]。農場主賺到了錢,政府有了外匯還債,孟山都擴展了市場份額,消費者吃到了廉價農產品,一桌麻將四個人全贏了。

  三年后,眼看韭菜長得差不多高了,孟山都掏出了鐮刀。

  1999年,孟山都再次提出向農戶收取轉基因大豆種子專利費,再次被阿根廷政府拒絕。不過這次跟孟山都一起來的還有平克頓(Pinkerton)偵探公司,后者曾因為阻止過一次對林肯總統的刺殺而聲名大噪,他們如今的目標是,收集阿根廷農民侵害孟山都知識產權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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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克頓偵探公司海報

  公司slogan為“We Never Sleep(我們從不睡覺)”

  平克頓公司的“基因偵探”們經過一番喬裝打樁,或混入田間地頭,或打入群眾內部,或在小鎮安插眼線收集農民的活動信息,或裝作統計人員堂而皇之敲開農戶的家門收集資料,或混進種子銷售公司和生產合作社,但凡發現農民使用了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種子,立刻偷偷拍照或錄像取證[6]。

  證據收集到位后,孟山都這次沒有起訴阿根廷農民,反而對身在英國、丹麥、荷蘭等阿根廷大豆的歐洲買家提出訴訟,要求它們替阿根廷繳納專利費。緊接著,歐洲買家對阿根廷大豆的需求大幅減少,大量阿根廷豆農損失慘重。

  雖然阿根廷政府十分憤怒,但在過去幾年孟山都的沖擊下,阿根廷的本土種子與化肥企業早已批量倒閉,全國90%的大豆田用的都是孟山都的種子,如果不想賠錢,就只能全刨了重新種。最終,阿根廷政府被迫屈服,不僅向孟山都支付了“技術補償基金“,還允許它在阿根廷申請專利。

  不到十年時間,孟山都就憑借轉基因技術從阿根廷大豆產業的外來戶成為了最重要的參與者。有意思的是,雖然孟山都表面上是家民營企業,但它和美國政府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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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潘玢渠[6],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

  對于美國政府來說,第二代糧食武器是一套組合拳,除了對外的知識產權大棒,還有對內的大規模產業補貼:1985年,美國頒布《農業法案》,對農業的巨額補貼由此拉開帷幕,同一年曾把稻米價格直接從每公斤16美分被砸到了8美分。泰國農民每種一噸糧食要倒貼80美元,美國農民則要倒貼140美元[11]。

  只不過,美國農民有補貼兜底,泰國農民卻只能停產賣地。2005年,憤怒的泰國稻農包圍了美國駐曼谷大使館,抗議美國對泰國稻米市場的傾銷。但這種抗議不過以卵擊石,因為全球貿易規則本身就是美國制定的。

  總部位于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和IMF一手四處安利“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糧食安全”,一手取消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援助和補貼,改成只有對方開放市場才能得到貸款援助。這兩手操作讓各國被迫打開農業市場,廉價的美國農產品得以像潮水般涌入他國國內,迅速將本國農業逼入絕境。

  雖然美國常抨擊他國產業補貼扭曲市場,但補貼起自家農業只能說喪心病狂,除了玉米、水稻、小麥這些基本作物,高粱、花生、棉花也在補貼之列,甚至種向日葵也能拿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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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因擔心美國對泰國的農產品傾銷,泰國民間爆發反對FTA(自由貿易協定)的抗議活動,海報里右為小布什,左為當時的泰國總理他信。

  如果說第一代糧食武器是“不聽話就不給飯吃”,那么第二代糧食武器則讓美國直接把別國的飯碗搶到了自己手里。在靠天吃飯的農業生產中,攔在美國人面前的,似乎只剩下老天爺了。

  03

  糧食武器3.0:農業保險+農業期貨

  2003年,中美一度游走在貿易戰的邊緣。

  那年年底,在美國棉紡織利益集團壓力下,美國政府單方面對中國揮舞起了關稅與配額的大棒。為了緩和局面,時任總理溫家寶出訪美國,表示將派出代表團去美國買大豆,總量達150萬噸。

  與此同時,美國農業部預計,由于天氣原因,未來一年美國大豆可能歉收。需求大漲時供給卻下跌,導致美國大豆的價格從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翻了一番,國內大豆價格也相應從每噸2300元漲到4400元。眼見大豆價格越來越高,國內的大豆壓榨企業都坐不住了,于是在大豆市場上演了經典的追漲殺跌戲碼。

  當時,國內的大豆加工是當之無愧的暴利產業,油脂加工企業多達1000多家,主要原料都是國產大豆,每噸可以有4000-5000元利潤,同期上海房價均價只有3000元/平[10]。

  沒想到,缺乏經驗的中國代表團和國內大豆企業不但在4300元/噸的高位簽下大豆訂單,而且未作任何套期保值處理。結果不到1個月,國際大豆價格就跌回3100元人民幣/噸,最高時甚至跌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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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大豆危機期間暴漲暴跌的大豆價格。來源:圣路易斯聯儲。

  由于此次采購規模巨大,將近70%高位接盤的企業都因為無力消化采購成本或無力還貸而破產出局,有的企業訂購的大豆還沒運進港口,自己都快破產了。

  中國大豆產業哀鴻遍野時,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等跨國糧商趁虛而入,大舉收購破產的大豆壓榨企業。原本在國內大豆產業中份額占比不到10%的國際糧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進口貨源和國內油脂壓榨產能的85%。家喻戶曉的“金龍魚”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豐益國際旗下的產品[9]。

  到2006年,在中國排名靠前的大豆企業中幾乎都有外資背景。中國大豆產業自此逐漸失去自主權,對美國大豆依存度也隨著時間推移與日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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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查霆等,我國大豆產業發展現狀及振興策略,大豆科學,2018.

  除了國內企業缺乏國際貿易的經驗和對金融系統的了解,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還在于中國沒有掌握國際糧價的定價權。而這也恰恰是美國的第三代糧食武器,也是它的終極武器。

  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都采用期貨交易模式,其定價也以期貨價格為基準。世界上最發達的農產品期貨交易中心,便是中行原油寶翻車慘案的案發現場美國的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它提供了世界上種類最多的農產品期貨交易,也為美國與全球農產品提供了價格基準。

  影響芝商所期貨價格的一個關鍵因素,便是美國農業部的各種報告和發言,因此,無論有意無意,美國農業部只要動動嘴皮就可以影響芝商所期貨價,繼而影響全球農產品價格,美國也由此牢牢掌控者全球農產品定價權。

  依托強大的金融實力,美國不僅可以讓全球農產品價格隨之起舞,甚至還能通過發達的金融期貨實現“人定勝天”。

  2012年,美國遭遇大旱,88%的玉米地歉收。但詭異的是,美國農民的收入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提高,甚至達到了歷史最高點。這種“農業遭災而農民增收”的現象背后,就是農業保險與農產品期貨在發揮作用。

  美國的農業保險覆蓋面非常廣,以2012年為例,73%的玉米地都有專門的作物收益保險,在這種保險下,就算當年因天災導致顆粒無收,美國農民平均仍然可以獲得80%的預期收入。此外,美國超過80%的農民都直接或間接地在用農業期貨做套期保值,在保險與期貨加持下,2012年農民玉米實際收入竟然比預期還增加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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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董婉璐等,美國農業保險和農產品期貨對農民收入的保障作用——以2012年美國玉米遭受旱災為例,中國農村經濟,2014.09.

  因此一旦遇到天災,由于有保險兜底,美國農場主們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救災,而是掏出自己的保險單。金融工具的投機性,則使得全球糧食價格時常在短期內劇烈波動。所以無論是颶風還是海嘯,美國農民和金融機構基本都能處變不驚——那么買單的是誰呢?反正不是老天爺。

  知識產權、產業補貼加上強大的金融體系,造就了美國在全球糧食貿易中當之無愧的霸主地位。不過,在這套體系中,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因素,還是美國農業本身的發達——2018年,300萬美國農民出產的糧食夠養活全球20億人,平均1個美國農民能養活700人。

  那么,為什么美國農業如此發達?它的農業發展模式可以復制嗎?

  04

  美國農業:偽裝成農業的資本主義工業?

  在東亞,農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但在美國,農業卻更像是資本密集型,甚至能源密集型產業。

  由于地廣人稀,美國農業從20世紀初就致力于用機械化替代人力,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已普及拖拉機耕地,到1959年,小麥、玉米等作物的耕、播、收割、脫粒、清洗已達100%的機械化。

  戰后,為提高農業產出,化工、轉基因工程、衛星遙感與計算機技術紛紛用于農業生產。2017年,美國每個農場的平均面積為178.5公頃,比兩個故宮還大,但這么大塊地只要1.4人進行生產、管理和經營,效率之高冠絕全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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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智能收割機可以根據天氣和土壤狀況對拍到的一顆麥粒作出分析,之后自動選擇最合適的檔位脫粒

  巨大的農業生產力完全是靠錢砸出來的,在美國,農業投資比工業投資還多。每生產1美元農產品需8美元投資,而鋼鐵工業只需0.5美元。上世紀90年代,農業投資在聯邦政府預算中一度僅次于國防開支,居第二位。

  與如此高的資本投入相伴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國、印尼、緬甸等主要采用人力生產的國家,0.05-0.1卡的熱量可以生產1卡熱量的食物,而美國則需0.2~0.5卡。美國每人一年中消費的食物,背后都是1噸石油的代價。如果全世界都這樣搞農業生產,那么目前全球50%的石油都要用來生產食物,石油儲備將在15年內告罄。

  高資本投入與高能源消耗,撐起了美國作為農業超級強國的地位。但這兩者的存在都有一個大前提:高度集中的大農場生產模式。簡單來說,同樣10萬元補貼,如果只有10個人分,每個人可以分到1萬塊,用這錢多少可以改進些農業技術;但如果有1萬個人,每個人只能分到10元,糊口都困難,更不談改進技術。

  東亞人多地少、小農遍地的土地市場中,即使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但由于市場參與者過多,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復雜性要遠遠大于北美。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如果無法得到妥善安置,就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但美國不存在這個問題——作為“不穩定因素”的印第安人,都被殺光了。

  西進運動中,美國一路殺人一路占地,以至于原住民人口如今占總人口不到2%,但美國國土面積僅1853年就比1776年獨立時增加8倍。1862年,國會頒布“宅地法”后西部移民只要交10美元手續費,就可占用最多64公頃的荒地,且耕作5年后即成為自己的財產,美國農地規模迅速擴張。

  殖民化碾碎了原住民的生命權與財產權,用最野蠻暴力的方式掃除了土地集中與規模化經營的障礙,從而為綿延至今的美國農業大農場生產模式奠定了基礎。這種特殊的歷史軌跡使美國農業模式不僅在中國無法復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無法復制。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研究,全球農業模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類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包括加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這種模式雖然由于農業生產規模化而效率最高,但建立它的基礎,則是殖民時代原住民的鮮血與生命。

  第二類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因為歐洲通過殖民擴張大量輸出人口,使人地關系相對寬松,形成了中小農場,但同樣沒有跟前殖民地大陸的大農場競爭的條件。因此歐洲對農業保護的要求也非常強烈,設置了很多非貿易壁壘,比如環保要求。

  第三類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該模式有兩個特點,第一人多地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第二國土上都是原住民,不可能像殖民地新大陸那樣把原住民趕到保留地再推行大農場模式。即便日本、韓國如今已高度現代化,但在農業生產上仍然是小農模式,日本農民人均持地2公頃,不及美國1/90。

  小農經濟的特點,決定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都不可能效法美國式農業發展道路。而且,小農模式在效率上的劣勢使其必然無法與前殖民地世界的大農場農業相比,當年日本與美國進行TPP談判時之所以陷入僵局,正是因為國內農業協會出于“團滅”的恐懼而強烈反對。

  也正因如此,東亞農業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

  05

  尾聲:一張大餅引發的血案

  如果說大國博弈是打游戲,那么工業制造業就是裝備,金融服務業像是提升裝備屬性的buff,農業則是墻角那根不起眼的網線——如果連網都連不上,你連參與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我國華北、黃淮等小麥主產區遭遇6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旱情一直持續到第二年3月初。同年,俄羅斯南部也發生旱情,甚至引發了森林大火,小麥產量大受影響,俄羅斯甚至宣布暫停糧食出口。于是,全球小麥價格從2010年6月到2011年2月翻了一倍,這對靠進口小麥為生的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中就包括曾經的阿拉伯隊長埃及。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之一,每年進口小麥1000萬噸。由于4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4人民幣,埃及政府規定每人每天可憑證件到指定地點領取3張政府補貼的大餅,每張約人民幣5-6分錢[11]。這種近乎白送的大餅讓最底層的人也能填飽肚子,雖然每年單是大餅補貼就要花30億美元的外儲,但起碼維持了社會的穩定。

  然而,2011年全球小麥價格的翻番,大餅價格也跟著上漲,甚至一些本來不領補貼大餅的人也去領補貼大餅,使得補貼大餅很快供不應求。民眾在指定店鋪外排著長隊,有時要排一晚上才能買到。當民眾連肚子都填不飽時,積累多年的怨氣隨即被點燃,阿拉伯之春的火種燒到了埃及。

  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時代,制造業往往被視為決定成敗的“大國重器”,但埃及的教訓顯然告訴我們,在任何國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都是最基礎、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叫“中國用僅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建國初期,農業稅一度占中國政府收入的40%。

  不管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用廉價農產品保證城市物價穩定并有充足供應;還是在工業化早期階段,用“剪刀差”輸血制造業的崛起;抑或是城鎮化進行中,不僅貢獻了土地,還輸送了千千萬萬的工人群體。中國的發展,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能離開農民的貢獻與犧牲。

  中國還有近7億的農民,無論如何,都應該讓他們過的好一點好一點再好一點,因為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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